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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一七、杀气一时作阵云(一)(1 / 5)

后人一说起科举制度,往往就对其不屑,甚至以为华夏之所以落后,便在于科举制度。

这就是本末倒置了,事实上,这个时代,欧洲所谓的启蒙思想家们,正在把华夏的科举制度吹嘘得天花乱坠,就如华夏在某些时间总以为外国的月亮比较圆一样。

当欧洲的贵族封建主们不得不依靠教会的修士来管事国政,甚至连法兰西这样的堂堂大国,都要依靠一位枢机主教来充任宰相之际,远在东方,世俗文官制度的光芒,就已经照亮了大地。而构成世俗文官制的基石,就是科举制度。

科举制度作为一种人才选拔制度,在某种程度上给天下聪明人一条相对较为公平的竞争之途,打破了血统对于国家政权的垄断,让社会底层之人也有了一条合法合理的上升途径。正是科举制度选择出来的文官,维系着这个庞大的国家,使之在很长时间内都保持着活力。

真正让科举制度起了相反作用的,乃是科举考试的内容。自从科举中进士一科固化到只考四书五经之后,这种制度的负作用才开始大于它的积极作用。

因此,俞国振在对孙晋说出自己的看法时,并非敷衍了事,而是极为慎重的。

此次被称为济南问答的对话,对于华夏今后建国方略有极大的影响,也埋下了华夏后来一次大动荡的导火线。

“我以为,华夏之灵魂,在于易经中的八字,自强不息,厚德载物。此为华夏之别于夷狄之道统也,便是儒家,此八字亦是精髓,正因自强不息,故夫子曰三省其身,正因为厚德载物,故夫子问道于老聃求圃于老农。至于发髻衣冠,诗词歌赋,尽为这八字所化。典章文籍,诸子百家,尽由此八字所出!”

对于这一点,孙晋微微点了一下头,并不觉得奇怪,俞国振既重用方孔炤,而且与方以智为友,他对于《易经》自然极为推崇,有自己的见解并不意外。

“未来华夏,便是在这灵魂指引之下,以文官制、义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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