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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百三十八章 钟楼(1 / 5)

对于理学被皇帝有意的打压,众多卫道之士生气、发怒,无能狂怒到如丧考妣,耿定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代表。在京师百万计的人口中,真正在意的又有几人?

自从朱熹写出“兀然存心乎草木、器用之间,此何学问!如此而望有所得,是炊沙而欲成饭也。”之论后,道学就成为了格物学不共戴天的敌人,尽管他的学说在元明两朝处于官方哲学的地位,朱翊钧也必然要黜之而后快的。

当然,作为后世的干部,朱翊钧对思想领域的工作极端重视。后世中国的道统,一言以蔽之:“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”,经典著作都被写入宪法,义务教育也轮番灌输。然而,在思想领域,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仍然倔强生长,个别时候甚至能占领舆论高地,究其本因,不过是经济基础决定而已。

他在南台“尊孔而薄朱”,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。尽管帝国从南到北,一只叫做“资本主义”的幼兽正在他的呵护下生长,但在它长出獠牙,用狂野的力量撕碎大明农耕经济和其上层建筑之前,对于已经渗入中国人骨头血脉的“儒教”,即便是皇帝也不敢轻撄其锋。

......

但毕竟风还是起了,李贽等人发表的诸多文章不过是大风起于青萍之末,南台会议之后,理学面对的才是真正的狂风骤雨。

众多能够把握住时代脉络的思想者,面对着理学摇摇欲坠的现实,都在仰察天地鸿宇,俯瞰国计民生,思考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,欲占领新思想的高地。

“理学‘失其鹿’,天下可共逐之”,就是南台会议在本时空中华思想史、文化史和一切历史中的最大意义。它的召开,是本时空世界史无法绕开的一个时间节点,而在它召开三天前罗马教廷使团的觐见,更是新文明孕育过程中一个妙到毫巅的巧合。

三个传教士在接到京师大学聘书时,欢喜的脑袋都是晕的。范礼安反复追问利玛窦,当日下午跟徐光启谈了什么。利玛窦道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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