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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七八章 河豚之喻(下)(1 / 6)

儒生的另一种功能是祭司、教士,他们的想法主导着社会的主流思想。

若是臭不要脸自比为楚,一样也可以继续分成两派。

一派是“我蛮夷尔、待我带甲百万,观中国之政”。

另一派便是“我蛮夷尔、当多读经典,化夷为夏、融入天朝”。

这样一来,也就简单多了,各自都能找到自己的方向,但整体的独立意识上已经茫然了。

把复杂的派系思想,找一个筐,筐里又分成若干小筐,恰好能把所有的想法都能装下,而这个筐把握在大顺手里就好。

不能想着找一个筐,让混乱的派系思想扔进去后,都能变成同一种认同,这就很不现实,关键是时间不允许。

至于“带甲百万观中国之政”和“多读经典、融入天朝”哪一种在将来才是主流,这就既要看儒学的理论建设能否魔改成适应新时代的东西、又要看大顺的武力经济能超越日本多少了。

人都慕强。强者,放个屁都大有道理,慕强者会自发论述强者的优越性。

正如大顺此时官方的“永嘉永康之学”类似,义理,要以功利来体现,你干不出实绩,那么义理就是虚谈。

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,刘钰之所以给德川吉宗出“削藩一统”的主意,除了使坏之外,也是因为只有日本的经济基础和此时的大顺一样了,此时大顺的一整套价值观才能完美输出到日本。

大顺日后变革的路,才能成为日本模仿的对象。

而此时双方经济基础的不同,使得很可能日本偏离出去,觉得没法从大顺这边学到有用的东西,很可能跑去全面西化。因为就经济基础来看,日本倒是和欧洲的封建体制几分相似。

要么削藩成功,集权如大顺,大顺怎么走后面就跟着怎么走;要么削藩失败,马尔萨斯主义影响下人口减少、武士反叛有理认为自己存在才能促进工商业发展。

要么成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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