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八七章 新矛盾（上）（2 / 5）

括更早之前的百夫长号泊靠事件引发的不愉快，使得欧洲对中国这边法律的评价，是挺负面的：中国法律是武断、残暴的、以命抵命的野蛮人时代的法律；和欧洲关于平等、正义或人性的观点不相容。

有了这些冲突和利益纠葛，有些话，不可不信，亦不可全信。

总归，这个时代终究是十八世纪40年代而不是90年代，此时大顺的江南城市风物，还是足够震撼这些外来者的。

欧洲人现在正享受着“借中讽欧”的启蒙运动让刘钰这个大顺人脸红的胡吹，即便如此，这些特许在松江府参观、准备北上觐见皇帝抓住香料贸易的欧洲人，也还没有那种期待极高而失望的情绪。

至于那些东南亚小国的人，则是彻底被震撼到了。松江府自来就是富庶之地，这些年又鼓励工商业，谓之样板，亦不为过。

松江府城中的人，对这些在街上游荡的外国人，也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惊奇。

大顺有了海军，并且可以确保保护海岸之后，大顺的贸易中心就开始北移。松江府，或者说长江中下游开放的前提，在一个封建帝制的大一统王朝看来，就是得有一支海军保证海上安全。

否则的话，西洋人的船队整天在漕运的关键点晃悠，肯定害怕。漕运是封建帝国的动脉。

满清搞十三行一口通商，肯定是封闭落后保守的表现。

一口是封闭落后这个确定的前提下，都是一口，为什么这一口选在广州而不是更适合的上海，这里面更多的还是统治术上的考虑。

大顺不是满清，大顺有了一支远洋海军，并且至少此时可以确定印度以东无敌。

那么，对废漕改海来说，或许还能说只是个必要不充分条件；那贸易中心北移，靠近到手工业中心和金融中心，便是一个必然结果了。

见的多了，也就不惊。

甚至松江府的人对西洋人的好奇程度，远远低于那些东南亚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