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时，物质层面的变化，带来了意识上的冲突。
而这种冲突，除了单纯的物质基础之外，也包括一定的政策上的主观能动性，主动制造的社会意识层面的“移风易俗”。
从大顺鲸海移民开始，刘玉就在移民村社的政策上，有意识地培养“公地”意识、村社小共同体意识。
简单来说，就是除了耕地、私地之外，还有公地、需要每隔几年重分的草场等。
一来是为了培养社会意识。分清楚什么是“我的”，什么是“我们的”，什么是“国家的”。全都是“我的”、“你的”，那么也就很难有“我们的”这种意识；而连“我们的”这种意识都无法建立，也就很难理解什么叫“国家的”。
二来是为了重建基层组织力——组织力，需要权力的支撑。
权力，意味着要有经济分配权，否则谁吊你？而经济分配权，就是故意制造出来的草场地的每隔几年的重新划分、公地的集体使用、公地资源的不得归私等。
以这里的物质条件，诸如草场地、烧柴林地、集体林地等东西，理论上其实是没必要存在的。
和大顺本土那种，物质条件不允许，根本无法存在的情况又有所不同。
是以，这边还是强制增加了一些政策规则，靠政策的主管能动性，强行在物质丰富到有的是草地的地方，强行划分出村社的公地和草场重新分配等权限。
用于培养集体的社会意识、去掉千年私有制入脑导致的“要么是我的、要么是你的”这种认知，让他们明白除了“我的”、“你的”之外，还有种东西叫“大家的”。
草场地迟早会分配不公，迟早会出现亲疏远近，到时候怎么办，那就需要村社的人在斗争中成长——理论上，让媳妇在村长门口，跳着脚骂做泼妇状，那也是一种斗争。
不过这种斗争，就是将来的事了。于现在，新来的移民，并不会想这么多，而是琢磨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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