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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九零章 最后的闹剧(十六)(1 / 8)

,新顺173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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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,是不是说,大顺的问题,只需要解决了“物流成本”之后,就能达成资本主义发展的“全部条件”?

也不是这么说。

而是说,社会意识,源于社会存在。

没有人,可以面对着一张白纸思考。

正如亚当斯密,亲身体会过英国那近乎变态的重商主义政策,以及严苛到极致的商业管制,所以他才写出了反对这一切的《国富论》。

而魁奈等人,亲身体会过法国的科尔贝尔主义的种种限制,经历过金融业崩溃的约翰劳骗局,以及法国贵族和王权的纷争,所以他才能提出针对法国情况的【自然秩序学说】。

反过来看大顺。

文明的早熟,让大顺经历过太多。

中央放弃铸币权,地方豪强自行铸币?所谓的货币去中心化?

经历过,汉代就经历过,并且大顺的精英阶层很清楚,这意味着什么。

中央放弃对矿山和盐的管控,由商人开发?

经历过,并且在明末,精英阶层集体反对,并且不断怀念刘士安的盐法,而对万历年间的盐政改革颇有不满。

放弃抑兼并政策?

这个更不用提。

中央完全无能力管控地方?

蒙元时候也经历了,要涨工资而不得的小吏把河南的省级大员全都弄死了,封闭了黄河漕运,而中央居然数月不知情,也不是没经历过。

在这种情况下,和大顺这群人谈什么自由贸易,本身就是可笑的。

大顺朝廷对商业的管控能力,能赶得上英国之万一吗?或者说,大顺有《商品列举法》、有《列举补贴法》吗?大顺的朝廷,可曾对任何一项手工业,进行过限制或者补贴?

全没有。

甚至于,大顺的关税,除了“征税”这个作用外,压根不存在任何的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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