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来我知道，正是这年大年三十这一天，高宽回到了离别一年的上海。这一年，他先去了重庆，后来又去了延安。此时，他的身份是周恩来的特使，前来就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长。他有意选择大年三十这一天回来，正是为了安全，他打扮成一个边幅不修的艺术家，提着皮箱，扛着画夹，从车站里走出来，即使我见了也不一定能认出来。他曾是演员，擅长化装，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截然不同的人，是他的拿手好戏。如果说原来的他是年轻的，风华正茂，书生气十足，而现在则有一点离经背道的沧桑味，头发长过肩，胡子乱如麻。
春节后，我们回到上海，分散在各自的岗位上。二哥的生意已经做得很大了，下面有西药店、外贸公司、典当铺、酒店、轮船等实业。他曾在日本留过学，日语讲得很好，加上又有罗叔叔明的关系，暗的协助，生意日日兴旺，盘子越做越大，迅速成了上海滩的新贵。阿牛哥离开船上，在二哥旗下的典当铺里做了小老板。铺子开在外滩电信大楼背后的弄堂里，据说有一次阿牛哥就爬上电信大楼干了一票，用开花子弹把鬼子的一只运油船点燃了，船和船上的汽油都烧个精光。我还是在原来的学校当老师，为了便于跟日本人打交道，我就在那时开始跟二哥学习日语。一天下午，我坐三轮车去典当铺找阿牛哥会面，我下车后，走进铺子，看见阿牛哥在铺子里当班。我放下一包东西，取走一包东西：一只装有玉手镯的盒子。我记住了阿牛哥的话：晚上八点，在老地方上船，有领导要来视察我们小组，给我们作指示。
晚上八点，除了干爹外，我们都到了：赵叔叔老g、郭阿姨老p，还有干爹的那个司机——我想起来了，他姓阎，是个诗人，爱喝酒。他是我们小组中最早遇难的，就在这次见面不久后，他在一次行动中牺牲了。我把下午从典当铺里拿来的盒子还给阿牛哥，“还给你，我只戴了几个小时，又是你的啦。”二哥说：“怎么又是这玩意，你们就不能换个别的东西嘛。”老p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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